严杰夫:人工智能,制造仆人还是带来伙伴?

2016-09-01 15:09 来源:中国智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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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5日,微软发布“小冰第四代”。在发布会上,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坚定地相信,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10年全球科技领域和互联网行业创新的主要增长点。不只是微软,其他科技巨头也都开始加速布局人工智能。这个月的早些时候,苹果以2亿美元收购了人工智能初创公司Turi,进一步加强了其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储备。当然,我们不应该忘掉谷歌,它旗下的DeepMind开发的AlphaGo在今年年初横扫李世石的场景,至今让人难以忘怀。

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10年全球科技领域和互联网行业创新的主要增长点

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10年全球科技领域和互联网行业创新的主要增长点

  是的,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可能再也没有如此接近一场巨大的技术革命,而这场革命的名字就叫做“人工智能”。

  在牛津大学教授卢西亚诺·弗洛里迪等人看来,这场革命是继哥白尼革命、达尔文革命、神经科学革命之后,人类自我认知的“第四次革命”;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安德鲁·麦卡菲等人看来,这则是“蒸汽机时代”以来的“第二次机器革命”;而在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的眼里,人类面临的则是“奇点临近”。

  当然,无论用什么词语去描绘或定义那个即将到来的时代,我们都能确定,“人工智能”将是把人类带入新的“纪元”,人类或许将跨进一个新的时代。只是,在这个新时代里,人类在面对“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时,遇到的更多是机遇还是挑战尚未可知。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恐怕首先就必须要理解究竟什么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并不是科幻故事

  提到“人工智能”,我相信,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或许是斯皮尔伯格的著名电影《A.I》里海利·乔·奥斯蒙扮演的那个机器人小男孩,也有可能是《星球大战》系列里的那个机器人R2-D2,当然还有可能是《星际迷航》里臭名昭著的“博格人”。

  这些电影角色事实上就是人工智能在大多数普通人脑海里的形象。对他们来说,“人工智能”就是这样一个“科幻”色彩浓郁的名词,也因此是一个和我们日常生活颇为遥远的概念。

  事实上,“人工智能”并不算是新概念。最为人所熟知的例子是,艾伦·麦席森·图灵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图灵机”设想。接着,就是众所周知的被看作“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的ENIAC(埃尼阿克)的诞生,这时候是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而即使是明确的“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也可被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约翰·马尔科夫在《与机器人共舞》中记录到,1964年,计算机科学家约翰·麦卡锡就开始着手研发一系列技术,试图模拟人类的能力。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另一位发明家、后来被称为“鼠标之父”的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则提出,计算机可以被用来加强或扩展人类的能力。这些构思和想法,都代表的是人类科学家对人工智能的早期探索。

  而在今天,人工智能技术其实已经悄悄地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电脑、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网络搜索工具、工厂里使用的机械手臂、大部分电梯……这一长串的清单所列举出的物品,无一不是人工智能技术数十年发展所结出的硕果。

  马尔科夫在《与机器人共舞》的开头,提到过一辆会自动跟随主人行走的“高尔夫球车”。这辆球车引起了他的注意,但在搜索查找后,马尔科夫发现这辆看似神奇的球车并无新奇之处:这款名叫CaddyTrek的机器人球车售价为1795美元,是高尔夫球场里随处可见的“玩具”。

  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专家杰瑞·卡普兰在《人工智能时代》里讲的一些故事,则可能会唤起我们一些不愉快的记忆。他讲述了他的同学大卫·肖的“光辉事迹”,后者也曾经是杰夫·贝索斯的老板。大卫·肖1986年时就开发了计算机股票交易技术,这一技术在今天有个很高大上的名字——“高频交易”。人工智能技术与证券投资知识的结合,让大卫·肖意识到,“虽然比对手交易得更快是一种优势,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快速分析世界金融市场上奔腾不息的数据流”。

  或许,很多人从没有意识到,“高频交易”的理论基础也是源于人工智能技术,当然也就更没人意识到,大卫·肖等人利用人工智能发掘出了世界上“最赚钱的工具”之一。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金融是一个绝妙而纯粹的信息处理业务”。

  当然,“高频交易”在为金融投机商带来大量的财富的同时,也加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许多中小投资者就在这样的波动下损失殆尽。与之相关的故事,在去年中国资本市场爆发的“股灾”过程中屡见不鲜。

  于是,马尔科夫告诉我们,公众对重要科技的认知如果是由科幻电影和小说所塑造的话,那么我们将无从应对它们即将对生活和工作带来的真实影响,更不用提去做好足够的准备,来应对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冲击和威胁。

  人工智能将带来全方位冲击?

  如果说,前文提到的人工智能技术给金融市场带来的波动,对于大部分从不涉足证券投资的人来说,还只是“高深莫测”的间接影响的话,那么人工智能带来的劳动力替代效应,则是对普通人的生活更为直接的冲击。

  卡普兰在《人工智能时代》里,对于这种冲击的描绘显得格外冷酷。在这本书里,除去第一章是对智能机器的发展图景进行的简单描述外,作者在后面八章中所做的唯一工作,就是“吓唬”读者,让他们体验到人工智能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多方面冲击。

  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智能机器将“毫不留情”地替代大部分人的工作,无论你的“领子”是什么颜色。与以往我们的印象不同,卡普兰指出,受到这种冲击的将不只是普通的制造业工人,还包括律师、医生、教师等脑力劳动者。由此来看,智能机器给社会就业带来的冲击将是全方面的。

  当然,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更深层次的影响还包括:它将随时随地搜集你的个人信息,最终来帮你作出决策,却让你陷入“无脑思考”的状态;它还将利用各种渠道监控你的信息和行为,正如牛津大学信息哲学专家卢西亚诺·弗洛里迪在《第四次革命》里提到的,隐私的道德问题已经成为“超历史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关键性议题之一,新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既可能会削弱也可能会增强我们所享受的隐私程度。

  更深远的影响还在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变革最终可能并不会像大众所期盼的那样,众人将共享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反而有可能促使社会财富更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

  卡普兰最后总结道,人工智能的可怕之处并不像许多科幻电影所描绘的那样直接和粗暴,而是一种缓慢的“刑罚”。他表示,“机器不会造反,然后拿起武器挑战我们的统治,而是会缓慢而隐秘地接管我们的经济”。而正是这种景象,恰恰更会令人感到恐惧和绝望。

  事实上,人工智能的这些问题早已被大部分这个领域的专家所意识到。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很早的时候,专家们就开始分成两派。一派深信随着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总有一天能设计出完全模拟并替代人类的“人工智能系统”,而另一派则认为,应该使用相同的技术,以此来增强和拓展人类的能力。

  这也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麦卡锡和恩格尔巴特之间的分歧。

  人工智能和人类:谁是仆人,谁又是主人?

  从麦卡锡和恩格尔巴特,再到今天的卡普兰、弗洛里迪和马尔科夫等人,对于他们来说,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是否实现早已有了答案,而今天,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和人类应该究竟形成什么样的关系这一问题。于是,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早就应该脱离纯粹的技术层面,而是需要被赋予更多的哲学意义。

  像卡普兰这样的“悲观主义者”认为,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是值得警惕的,“如果对这些现象置若罔闻,我们可能会在越来越舒适和富有的背景下看到大范围贫困的发生”;而像弗洛里迪这样“适当”的乐观主义者则表示,我们只要能够充分而恰当地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并同时避免它们可能造成的糟糕后果,人类文明就将顺利地迎来“新纪元”。

  相对上述两位作者,常年作为“旁观者”和“记录者”的马尔科夫的观点似乎更像是前两者的“综合”。他既指出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威胁,也提到“人类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如果我们的基本需求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满足,那么我们将找出娱乐、消费和照料他人的新方式”。

  事实上,如果我们更细致地去考察这些观点,却可以发现,在最终答案上他们其实是一致的。他们其实是在用不同的方式指出,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就像是硬币的两面,是互相促进的。我们只要观察人类文明史中所经历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可以发现,科技的进步总像一把“双刃剑”,它在带来福利的时候,也会让人类承受某种“不能承受之重”。这样来看,谁又能保证,新的技术革命爆发时不会出现新时代的“卢德派”呢?

  只是,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恰当地去引导技术向着有益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正如另一位人工智能专家费尔森斯丁所指出,“当机器人变得足够复杂的时候,它们既不是人类的仆人,也不是人类的主人,而是人类的伙伴”。

  这样来看,即使悲观、尖锐如卡普兰者无非也是在提醒我们,正确认识自己的位置,而不要在新的技术革命面前盲目地摆出傲慢姿态。所以,卡普兰才会苦口婆心地“劝诫”道:“我们可能只有一次机会来设计这些服务于我们的系统,不会有重来的机会。如果我们搞砸了,接下来的修补会很艰难,或者近乎不可能。”

  面对未来,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回到我们国家来看,近年来兴起的“人工智能”一方面是符合了中国经济转型的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全球技术革命的推动。而在这样的大潮下,有关人工智能方面的作品自然也是成为出版市场的热点之一。

  不过,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好的人工智能作品已经不能还是简单的停留在技术层面或者概念介绍层面,而应该引导我们去思考,人类究竟该如何去认识人工智能技术,并且借此来重新校正人类在技术革命中的位置。

  遗憾的是,国内大部分的人工智能作品,要么是对枯燥的专业术语的罗列(如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翻译出版的《机器人手册》),要么就是将科幻和科学混淆在一起的应景之作(如“集智俱乐部”2015年在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漫谈人工智能》)。

  幸运的是,前文所提及的卡普兰、马尔科夫、弗洛里迪这些当代人工智能领域里的权威、资深观察家的作品,已经开始陆续被译介到了国内,而像雷·库兹韦尔、马文·明斯基这些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留下的著作,也在中文出版领域有了“踪迹”。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平板电脑的发明者艾伦·凯曾说,我们要意识到,当你还在问‘计算机是否会接管世界’这个问题时,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计算机已经接管了他们的世界。因此,当全中国都在朝“智能制造”飞奔的时候,我们也同样需要思考,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去迎接新的技术革命。而归根到底,我们要问的其实是这个问题:面对未来,你我都做好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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